革命军五集团军和五集团军南洋纵队旋风般的行动自然是掀起了一场风波，但这场风波的发展，连谢念诚都万万没有想到。
    张林甫回去报告江卫后，江卫马上召集了高级军官们开会，很快，他们也想出了对付社会党内的反对派和地方上社会党激进派的办法。
    “革命就是你死我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敌人仁慈，那就是对自己残忍。宁可多杀1万，不可让自己兄弟受伤1个！谢总司令说的好啊，我们也应该这么办。”
    “你们下去，分头部署，把那些该抓的人都抓起来，该杀的杀一批；看看四川，杀了几十万人，算是杀出一个清静；正因为他们敢杀、能杀，才杀出了现在的局面；你们也要更加大胆一点！”
    如果谢念诚知道江卫这样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真要拿个手电好好照照江光头的脑袋了，不知道他脑袋怎么长的，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谢念诚带领下的四川政府和革命军杀的人的确不算少；可杀的那都是和革命军、和救国会作对的人。
    江卫这家伙，打算拿党内的反对派开刀！
    社会党现在上层和下层矛盾很大；上层的社会党人，多是士绅和资本家；他们要求的就是维护现有秩序。
    下层的社会党人，相信的是平均地权、平均资本；他们因为没人带头，所以喊的口号也是乱哄哄的，在有些地方，也干了些杀地主的事儿；他们参加社会党、干革命；图的就是一个改变。
    本来呢，上层下层的矛盾，作为领袖的江卫，应该想办法去调节；毕竟大家还是在一个党里，坐的还是一条船。
    可惜江卫选择了屠杀。
    7月22日，大屠杀开始。
    江卫手下的第1集团军各部和各地民团行动起来，搜捕社会党左派积极分子、宣扬其他反社会党高层理论的持不同政见者。
    这场清洗运动中，大批社会党中下层党员被杀。如社会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
    “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社会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白色恐怖的阴云弥漫于社会党人的头顶。言行稍有不慎，“暴徒帽子”即可能临头。诬人为暴徒，是当时最易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暴徒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暴徒可以除对手；甚至有人索婚不遂，亦诬告对方为暴徒。
    汉历2015年8月10－11日社会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谄摧残，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清党运动对社会党自残不浅。除一部分社会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被杀外，还有相当多的社会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
    如汉历2016年江苏省党部举办社会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
    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社会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清党前，全国社会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社会党党员总数减至35万余人,减少了2/3。
    这减少的30多万社会党员中，大概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思想较为急进的青年党员；一类是下层农工党员。
    前者大多是被清洗，后者大多是自动脱党。可以说，在这场清党运动中，社会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
    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多万。因为在农工党员和急进青年被清除出党的同时，亦有大批投机分子涌入党内。例如在南京，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江苏全省在清党后登记党员5万以上，超过清党前党员人数数倍江苏省社会党党部在清党后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他们冒充党籍蒙混登记的情形约分四类：一是冀得党籍在政界活动；二是地痞流氓欲吃党饭；三是土劣爪牙混入党内以图维持其封建势力；四是党部委员植党营私。当时社会党内有人评曰：社会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
    “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
    对社会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暴徒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暴徒，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社会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
    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民众对社会党的信仰一落千丈。社会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从而导致“党德沦亡”，“党权日坠”，“党机毁灭”，“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
    江卫最后也承认：“清党时期，倏逾半年，暴徒之逆固然扑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
    江卫的清党，可以说把原本还算进步的社会党又给清成了一个‘上等人俱乐部’；社会党政权，和旧军阀政权一样，成了土豪劣绅的保护伞，工人农民的压迫者。
    江卫的这番做法，得到了社会党新军阀的一致叫好，冯祥雨、蔡华、唐智、李中仁、白高喜也都效法江卫的做法，开始“清党。”
    他们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进行了一系列酝酿和接触。冯祥雨从中牵线，与各方反复电商，于8月20日提出解决宁、汉合作的具体办法。
    汪中正等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同意“迁都南京”。
    江卫、李中仁、白高喜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赞成各方“共同北伐”。
    九月上旬，宁、汉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妥协。这时，汪中正等虽然同意与宁方合作，但仍坚持反汪态度，且声浪很大。
    同时，江卫排斥异己，引起桂系的不满，李中仁、白高喜等对蒋不再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加之江卫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战事的失败，使其陷入困境。江卫感到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9月13日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中华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然后回浙江奉化。不久，东渡日本。
    江卫的下野，加快了宁、汉合作的步伐。
    9月11日至13日，宁、汉、沪3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话会，正式宣布成立‘南京联邦政府’。
    政府成立不久，社会党内汪中正与李中仁矛盾重重，相持不下，不得不抬出江卫作为缓冲，江卫“行情”看涨，由日返沪。
    2016年2月上旬，社会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江卫一下由沉到浮，身价倍涨。他被推举为社会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18日又兼任南京联邦政府主席，集三“主席”于一身。
    社会党，正式进入汪卫时代。
    这些都是后话，社会党清党对谢念诚集团来说，因为谢念诚部队和四川政府里，根本就没有社会党的组织。
    谢念诚与孔家、宋家、甚至是与江卫的私下协议，并没有因为清党而有半分折扣。
    如果说有什么影响，那就是2015年9月，清党让罗文轩、闫学君、林先云和几百青浦军校的左派毕业生逃到了四川，充实了第五集团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