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九月，天津港。
    五艘由西洋帆船组成的明军水师船队在岸上人们的围观下缓缓驶进了港口，由于还从没有西洋帆船来到天津港，故而当地的人们并没有见过这种模样奇怪的船只。
    天津卫守将已经接到了消息，知道这艘奇怪的水师船队上有左春坊李大学士，故而亲自前去码头迎接。
    此次跟随李宏宇进京的不仅有杨怜儿和陈婷等人，还有白蛮王和火蛮王等南洋诸国派来觐见大明的使臣，一行人浩浩荡荡，服饰各异，走在路上颇为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李宏宇也带来了一些南洋和西洋的礼物献给天启皇帝以及宫里的妃嫔，这可是送人情的最好时机，他自然也无法免俗了。
    前往京城的途中，马车里的李宏宇眉关紧锁，神色显得异常严肃，虽然他并不愿意面对京城纷乱的局势但却无法从中摆脱。
    与此同时，关外局势日趋严峻，后金军的兵锋已经抵达了辽西，而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之间却斗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辽东政令系出两家，使得地方上的将士无所适从。
    不过，与目前京城的局势相比的话，李宏宇根本顾不上担心关外的战局，事实上随着他的出现关外的战局已然发生了改变，历史上天启二年后金军就击败了熊廷弼和王化贞，可现在两人却依然率军与后金军对峙。
    李宏宇之所以重视京城的局势，是因为今年非常特殊，是大明的京察之年，即对京城的官员进行考核。
    由于天启三年是农历癸亥年，故而这一年的京察也被称为“癸亥京察”，是天启朝的第一次京察。
    主持这次京察的是东林党人、吏部尚书赵南星，当然了，在赵南星背后坐镇的是内阁首辅叶向高。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三十年前赵南星就公开声称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的时机，是一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
    三十年前也就是万历二十一年，李宏宇尚未出生，赵南星成为了吏部考功司郎中，第一次有幸参加了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大肆排挤和打击了齐楚浙三党，被视为东林党崛起的标志，从此东林党正式成为了大明朝廷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大明的党争也越发激烈。
    其实，赵南星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评价官员的优劣不以能力和德行为主，而是要看其政治上的主张，只要认可东林理学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
    这样一来，就把京察的重点从考核政绩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
    然而，即便是这个道德标准也不是以公正廉明等操守为准，而是要以东林党所推崇的理学思想来衡量，认为赞同者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而反对者就是小人，实际上就是党同伐异。
    李宏宇已经收到了风声，赵南星现在正在大力搜集对齐楚浙三党不利的证据，好像还提出了“四凶”的说法，把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个齐楚浙三党的党魁列为为非作歹的典型。
    这使得李宏宇不由得想到了后来那些反东林党的文官给东林党人的编的奸臣名录，看来这是事情的源头在东林党的身上。
    在李宏宇看来，京城的党争到了如今这个地步，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的党争已经使得文官集团内部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而今年的京察势必会使得这道裂痕急剧扩大，进而使得双方发生决裂。
    李宏宇很清楚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冲突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对皇权的态度，另外一个就是税收之争。
    如果让李宏宇拉划分的话，齐楚浙三党的官员虽然也想要从皇帝那里夺取更多的臣权，但他们是温和派，或者说是鸽派，而东林党则是鹰派。
    齐楚浙三党并不赞同东林党极端抵制皇权以及降低税赋等主张，毕竟中央集权是确保国家安稳的根基，而税赋不足的话不仅没办法用兵打仗，而且连正常的官府运作都受到了影响。
    由此一来，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就无法调和，虽然这对文官集团不利，但对被文官集团束缚难以大展拳脚的天启皇帝无疑是个好消息。
    虽然天启皇帝年轻，但他由于自幼就受到了万历皇帝的悉心调教，对朝政有着自己的想法，虽被文官集团压制但也做出了不少政绩出来，说到底他是大明的天子文官集团也不敢行事太过出格。
    例如，天启皇帝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惩处在移宫案立下“大功”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如果不是王安与东林党人相勾结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出闹剧。
    如果不是看在王安是泰昌帝心腹内侍的情分上，天启皇帝绝对会杀了王安，以消心头之恨。
    事实上，当明军丢了沈阳和辽阳后，年轻的天启皇帝在辽东战事上已经失去了对文官集团的信任。
    为此，天启皇帝让魏忠贤派出宦官前往山海关搜集情报，并恢复了嘉靖年间被首辅夏言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废止了文官监军制度。
    这等于绕过文官集团建立了一套通过太监来掌控军队的系统，预示着宦官的重新崛起，把魏忠贤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面对天启皇帝的这一系列举措，文官集团自然要大力反对了，不希望被年轻的天启皇帝压制住。
    为此，文官们选择了一个拿手的办法，那就是充分发挥了他们作为文人的优势，开始大肆编造不利于天启皇帝的谣言，污蔑天启皇帝每天沉溺于木匠活儿不理朝政，使得朝政被魏忠贤这个阉人把持。
    不仅如此，还说魏忠贤和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勾结，暗中使得后宫怀孕的妃子堕胎，不让天启皇帝有后代，进而把宫外已经有身孕的女人送进宫来生太子夺取大明江山，乃至怀疑天启皇帝跟客氏关系暧昧。
    更有甚者竟然说魏忠贤没有阉割，想要自己当皇帝等等，在李宏宇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李宏宇其实完全理解天启皇帝启用太监监军的苦衷，天启皇帝登基时后金还被阻挡在边墙外面，可仅仅两年时间就使得明军退守辽西，兵锋直指山海关。
    这使得天启皇帝已经不再相信文官集团能击败后金，事关大明的江山社稷，他自然要启用身边的内侍，要不然关外危亦，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全。
    从李宏宇所掌握的情报上来看，魏忠贤并没有辜负天启皇帝的信任，天启三年大明的税改就是他与内阁首辅叶向共同高完成的，其主旨有两个，减免田税和增加杂项收入。
    这次税改，在维持万历朝每亩加派九厘的税制下对贫困地区的百姓减免加派赋税，减免了近两百万两的税收，进而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
    由于这次的减税，使得大明的财政预算出现一百六十四万两的缺口，因此就有了增加杂项收入。
    据史料记载，天启三年的杂项收入总共有一百八十一万两，而天启元年只有可怜的十一万六千两。
    值得一提的是，杂项的征税主体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大明的既得利益阶层。
    例如，“优免丁粮”、“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和“马夫祇候”是对特权阶级征税，约七十五万两，而“房产税契”和“典铺酌分”是对资产征税，约四十万两。
    仅仅以上两项就是对国库每年增加税收一百一十多万两，其他的还有盐税关税等商业税收，也增加了约四五十万两，这足以填平因为减税所带来的财政缺口。
    按照史料，天启元年的实际杂项收入是十一万六千两，天启二年为六十八万九千两，天启三年为一百零一万两，天启四年降为五十万两。
    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杂项收入一直保持在一百二十万两的样子。
    之所以天启四年杂项降到了五十万两，而天气五年又升为了一百二十万两，自然与东林党有莫大的关系。
    京察虽然是在天启三年举行，但结果却是在天启四年出来，历史上齐楚浙三党是“尸横遍野”，哀鸿一片，东林党的权势达到了一个巅峰，自然抵制杂项的征收。
    所谓盛极而衰，接下来东林党受到了天启皇帝的重手打击，杂项征收随之恢复到了先前的水平。
    事实上，对于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明而言，一百多万两的杂项征收其实并不多，并不是东林党人口中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这也是东林党人为何恨魏忠贤的原因了，魏忠贤单单在杂项一项上就给朝廷找来了一百万两银子，并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至于叶向高，由于他是东林党的党魁，东林党人自然不可能攻击他了，因此把矛头一致对准了魏忠贤，把魏忠贤说成是贪婪弄权的贱人，非常之不堪。
    叶向高之所以会赞同这次税改，是因为他是东林党中的温和派，这也是为何天启四年“东林六君子”事件后叶向高能够从京城全身而退的原因，天启帝对其也是礼遇有加。
    在李宏宇看来，京城的局势现在是一团乱麻，他想理都理不清，唯有听天由命了。